在笔法特征上，郭沫若书法以“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为学书、执笔、运笔的要诀，顺逆翻转，腕活笔实，笔锋调遣，运用自如，创作上巧于变化，深厚凝重中不乏刚劲爽利，丰富而协调。“郭体”的藏锋表现出一种含蓄蕴藉，深融沉郁的韵致，露锋则虽外耀锋芒圭角，但其流露出的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风采，有着不可取代的审美意趣。郭沫若有着深厚的古文字研究功底，因此他善于利用变化统一的字形体势来达到艺术创作的目的，或开张紧张，或拉长缩短，或疏密参差，或大小错杂，或抑左扬右，或左展右收，或头尾错动，或中间移位，都尽及能事，各展所长。
　　据郭沫若自传《少年时代》记述，其书法作品得到社会认可始于辛亥年间（1911年），当时少年郭沫若在家乡大书辞旧楹联，庆贺推翻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情酣墨畅，博得乡里称赞。他在自传中描述自己书法启蒙时的情形，“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大哥写的是一手苏（东坡）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使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郭沫若从小临的是工整的楷帖，“一和苏字接触起来，那种放漫的精神就和从工笔画移眼到南画（即中国写意画，此借用日本人的术语。——编者注）一样了。”随着年龄的渐长，郭沫若早年形成的外向、开放型性格，独异的精神个性和心理格局，使他时刻都在准备着接纳新颖的思想和激进的事物。对工整楷书感受到约束，对自由写意行、草书的心仪，都潜伏了他日后书法审美品格的选择取向。20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题写了许多书刊题名，这或许是他书法作品真正以书家手笔较早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个时期，此时他的书风尚处在采纳冶炼中。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已经可以看出其书法意韵的旨归。目前所能见到的郭沫若较早的书法作品，大约写于1927~1928年间的《民生治国》五言联，这个阶段的郭沫若书法作品，正深受民国书法主流——碑帖结合的时代的影响，此联厚重、生拙，笔法逆入涩行，苍劲挺拔，结构舒展。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从国内斗争的最前线退到国外的“书斋”中，在日本的10年，他进入了学术研究生涯的辉煌期，在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划时代的卓越成就，作为学者的郭沫若此时期的书法，字里行间透着金石气。抗日战争时期，倾心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成为郭沫若取得文化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期间，他题写了相当数量的书法作品，字型结构、笔法起运、章法行气等都有了全新的面目，格调刚柔并举，或含蓄温和，或疾厉昂扬，成为郭沫若书法风格更趋成熟的一个典型时期。60年代，是郭沫若书法成熟、风格更趋强烈、创作也更为旺盛的时期，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境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老的书法作品形式与内容有了全新的开拓，内容上多是祖国山河、人民智慧的热情颂歌，而其书法艺术内格的独创性，由早期的碑学功底，至融汇碑帖的广泛吸收，到晚年的风貌独立，最终走向成熟，显示出激情洋溢、涤满乾坤的浪漫风采，形成了一度风靡神州的“郭体”书法，为20世纪中华书法艺术竖起一座丰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自作词《满江红》

毛泽东词《忆秦娥 娄山关》（60年代）

1972年9月，郭沫若陪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故宫观看书法作品。

书毛泽东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