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孔子宰中都的影响

李继平

    孔子宰中都，乃其为政之始，他以光辉的思想，卓越超群的才干，治理改造中都，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路不拾遗，器不雕伪”的奇迹和安定和谐的太平景象，成为各国诸侯争相效仿的楷模。这一辉煌的历史文化圣迹，史有记，志有载，有口皆碑。鲁定公问：“以中都之法治鲁如何？”孔子对曰：“虽天下可矣！”及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治国安邦的典章定律，其影响是深远的。舍此，孔子在教育方面从“有教无类”开始，政暇之余，创办了孔堂，与弟子讲经说道，教化百姓，后人承其志，遵其诲，办书院，立庙宇，兴学校，充人才，迄今两千五百余年，长盛不衰。汶城内的书院小学，至今仍是县教育局的直属重点学校。

    一、孔堂的历史沿革。

    孔堂在今汶上县次邱镇湖口、朱庄之间，孔子政治之暇与群弟子讲习授业之地，俗名讲堂、讲书堂，后被称圣泽书院。孔子曾钓鱼于此，故旁有“钓鱼台”。旧时奉祠如阙里故事，有司春秋致祭。而孔堂、讲堂何以又被称为圣泽书院？皆因后人仰慕孔子圣泽而不忘，继而承之，发扬而光大之。其兴始不能悉考，可知者在北魏孝昌丙午（526年），有一条石记其兴建之由，没其姓名者居半，上有顺大夫陆愍等人。至唐天宝壬辰（752年）有大画家吴道子所画圣兖公小像，徐浩为之题额，又有颜真卿书、程浩所撰的夫子庙堂记。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南阳周师中为县令，重加修建，王尧年为之记。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都水少监（相当于今水利部副部长）汶人马之贞复建大成殿四楹，中肃圣容、旁列十哲像。之后西益张源，漕南江武，真定贾鳞等扩建孔堂，历时十余年，堂、室、门、庑、疱、池、井一齐具备。明世宗嘉靖初年，巡抚都御史陈凤梧，因扩湖济运，下令移建，县令吴瀛将其迁建于县城太仆寺之南，专为讲肄之所。久之，讲钓之遗遂荒，圣泽之谓名存实亡。真至明万历年间县令楚谭周，因感汶为古中都先师筮仕之地，讲堂则颜（渊）闵（损）游（子游）夏（子夏）辨志之区，故重修之。他广出奉缗佐经费，庀材鸠工，以教谕董光及王有道檀芳远诸生董其役，或葺其旧，或撤旧而新，外设戟门，中置辅座镌金石之刻，有吴道子所画、徐浩题额夫子像，颜真卿书、程浩撰的夫子庙堂碑，王尧年所撰夫子庙堂碑等。院中建正殿三楹，前为拜殿三楹，再前为门缭。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张维成葺修，且易名为复古书院。万历十二年（1584年），知县尚瓒葺修，改门缭为牌坊式，仍名为圣泽书院。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衍圣公修建讲书堂，内供奉至圣大像。

    明正德年间，诰授衍圣公三子为太常寺博士，主汶上圣泽书院祀事。清顺治年间补太常寺博士衍圣公六十六代孙孔衍珏主祀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各地书院大都以考课为主，是科举的预备场所。到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圣泽书院增建了学舍，又建了东西考棚，此时规模宏大，为书院之鼎盛时期。

    孔子创建私塾，实行“有教无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书院是一种极好的形式。而何时有“书院”这种名称，因未查到资料，缺乏根据，故不敢枉言。然而由上可知，中都孔堂是孔子所创，由孔堂到讲书堂，再到圣泽书院，在汶上存在了整整两千五百余年，迄今汶城内的书院小学仍是汶上基础教育的摇篮。不仅如此，唐宋以降，暨乎明清，书院在华夏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其中不乏如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等著名书院。书院的长期存在，对中国的教育、政治、乃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孔子思想对中都的历史影响。

    孔子宰中都，制礼仪、创孔堂、行教化、养生送死，一年，四方诸侯则焉。其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今就下述四个方面简述之：

    其一，孔子宰中都行教化之最大影响，乃是治世教人。在孔子思想教化下，中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人才，或文、或武、或忠、或孝、或良吏、或栋梁之材，可数百计，可谓“人杰”。战国时平陆大夫孔距心和孟子一席精彩的对话，这使距心顿开心塞，承认自己施政过错，而后改之，他效孔子之法，俾平陆（中都）治理得井然。东汉末三国时士燮任交趾太守（交趾治今广西苍梧、海南与越南北部），在中原内地大乱之时，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百姓安居乐业。他习儒道，尤爱《春秋》，对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唐穆宗长庆二年，刑审容作宰中都，博学能文，亲政爱民，鼎新文庙，兴学育才。五代之梁将王彦章。汶之武人也，以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而著称，史称五代一人。北宋穆修，是有据可查汶上进士第一人，是著名的散文家，著有《穆参军集》，他自幼聪颖苦读，十几岁能落笔成诵，提倡韩柳之散文传统，为北宋文坛注入了清新之风，一扫当时流行的“西昆体”文风，他对当时文坛上的欧阳修和尹诛、苏舜钦等影响很大，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修等人的弘扬开拓，终使宋代散文树起了一座丰碑。元代更是人才辈出，精英云集，曹元用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为时之“三俊”，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元代礼制草诏令多出其手，他推崇儒学，极力主张科举取士。并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使科举制度得到发展，对巩固元政权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代不仅栋梁之臣不乏其人，更有布衣水利家白英。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宁礼，（虽祖籍为河南永宁，但其嫡裔子孙于万历年间来南旺守祠亦为汶邑旺族）采纳农民水利家白英之策。通力合作，群策群力。筑戴村及罡城坝。遏汶水、汇诸泉水尽出南旺，使南北分流，南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七达漳卫，南至沽头地降一百十六尺置二十一达江淮。工罢还京复旨，论功第一。嘉、隆、万三朝，汶上相继有兵部尚书路迎、户部尚书王杲、吏部尚书吴岳，工部尚书郭朝宾，他们都是干国功臣，都尊孔向道，德高志远，为民谋事，家无余财。郭朝宾是四尚书中最晚的一个。一日早朝后，权相严嵩见百官中江西籍者居半，便得意的对郭朝宾说：“满朝文武半江西。”朝宾不买他的帐，心想你半江不过是你依仗权势偏党而已，冷笑一声道：“小县不大四尚书”。意思是我汶上中都古地，先师之流风韵教化泽及于今世，不乏栋梁之材。严嵩闻言，没趣地走开了。时至今日，“小县不大四尚书”妇孺皆知。万历年间，进士王命新，生而颖异，博览群书，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所不览，为时之鸿儒，官至大理寺丞，因与逆党魏忠贤门户不对。罢归故里。聚徒讲学，学者称其为坦山先生，崇祯庚午（1630年）特旨南京尚宝寺卿。著有《千秋馆文集》、《养蒙初训》、主修《汶上县志》。清代，虽高级官吏不及前朝，然则布政使、知府、知州、总兵、主事、郎中之类亦为数不少，朝中大臣亦有之。孔毓洵，是孔子七十六代孙，康熙二十三年，曲阜朝圣，毓询以陪祀生赐贡生。累官广西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两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他为官清廉多惠民，江南河道治理功绩卓著。

    此外，据县志有关史料、族谱所载，科举时代，自宋代穆修始至清末止，中文武进士者六十余人，文武举人二百余人，贡生数百人之多。

    其二，古中都汶上为世人瞻仰向往之地。孔子宰中都之后，中都这块地方便成了圣地，尤其是孔堂、中都故址及后来的文庙、思圣堂、圣泽书院等祀孔建筑，都吸引着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帝王公卿前来游瞻。

    世称亚圣的儒派继承人孟子，百年后尝之平陆（战国时属齐，中都易名）与平陆大夫孔距心进行了坦诚而开诚布公的对话，令人寻味而发深省。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对孔子非常敬仰，他读孔子书，欲闻孔子之遗风，瞻仰孔子宰中都圣迹，索取第一手资料，对孔子宰中都作了“一年，四方皆则之”的简明高度概括。唐代伟大诗仙李白来中都多次，留诗数首，有“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之句。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另一大诗人高适，也来过中都游瞻，留有诗词。有书法亚圣之称的颜真卿，则书程浩所撰“夫子庙堂记”碑。宋真宗赵恒，于祥符元年（1008年）封泰山，驾幸曲阜阙里取道中都还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北扫金兵时曾留守过中都，所以旧县衙思圣堂内有岳武穆像配享孔子。明华盖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有诗云：“彦章曾伏城西节，闵子终于汶上辞。”明代著名诗人“后七子”之一吴国伦有《过汶上赠韩尹》诗曰：“中都文物古来传，问俗新知茂宰贤，海上峰阴郕子国，城头沙没汶阳田 ”。明代著名思想家湛若水《瞻思圣堂观石准》则热情地赞颂了孔子的思想：“沿表汶阳地，问是古中都，宣尼有流化，男女别行途，有堂表思圣，遗准存圣模，治者平偏党，学以平卑高，扩之遂相鲁，东周共庶乎，水也未升堂，入室安可图，寄语都人士，希圣勿自诬。”舍此，明武宗朱厚照，清代康、乾两个有为的皇帝都来过汶上，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或水路或东路经汶上，乾隆皇帝则赋诗南旺分水龙庙六首，御制刻石。由此说中都汶上“地灵”，亦不为过誉。

    其三，继孔子之后，继任者所行之政，一以贯之。孔子之次的继任者，多以孔子之后宰中都为荣，均尊其节（养生送死之节）其教，勉于己，勤于政，系于民，依于仁。冉耕，孔子宰中都时常侍左右，及定公召孔子为司空，及以耕代之，至为勤勉，竟卒于官。继任者尊先师教诲而行王政，深知王政非教化不立。教化非学校不兴，是以上承大统以兴学，养士为先以致本。唐穆宗长庆二年中都县令刑审容走马上任之首要是新修圣庙（庙学合一），扩充校舍，创良好环境以劝学。宋哲宗是县令周师中，为政宽严兼之而适宜，锄奸扶良，百姓安之。又求孔子之义而行其政，创思圣堂以自励，以中行之义刻准字池于堂前，又于钓鱼台之旁移建圣泽书院以劝学育生。明洪武时，县令史成祖在任时克己奉公，兴学校励风俗，政清讼简。而其私宅釜有炊糜，翁无斗粟，衣冠粗敞，挂之壁间。嘉靖中知汶上县事赵可怀强力精敏，体恤民情，理案秉公不阿，百姓比之包孝肃，隆庆间县令张惟诚，为政犹重农物。创置补助厂，置耕牛百余头，种子千余石，以解决贫民不能耕种者，又于县城设常平仓、四境设保赤仓，以平息冬春青黄不接时粮价暴增之危。更建书院，置设学校，掌县境学童之启蒙。及清之后，历任县令有德政勤绩者亦为数不少。通州雷一龙以进士出任县令，为政廉慈兼施，尤喜与士子讲书课艺，岁无虚日，人称有夫子作宰之遗。顺治十八年江南休宁汪震元奉调赴汶，廉政严明，人恒敬之，在汶九年，政绩卓异，去后县民为之建生祠于县儒学西华门外。舍此，更有不少知汶上县者，仰夫子宰中都之遗风，对先师作宰所留之遗建置，带头捐奉倡导修建，使两千余年之圣迹未泯，亦当谓阙功大矣。

    其四，在孝义方面，历代亦不乏典范人物。明洪武中，邑庠生侯昱，家贫事母至孝，当十六岁时母死，庐墓三年，奉旨建孝子牌坊，上书“圣旨”，“侯昱之门”，至今其村名为“侯之门”。中都故城旁开河村民董天河以卖菜为生，养亲抚弟，得粟先饱其母，自食秕糠，每怀饼果归，避稚子以奉母，分家时家私任由其弟选，感动乡人聚金建坊以表彰。明嘉靖中，城中关帝庙与路氏家祠相邻，且各役其室，均欲多占一墙，两下争执，各不相让。路氏族人，便写信给在朝任兵部尚书的路迎，路尚书随修书一封交与来人，说：“拿了这封信给族人，一切皆善。持书人回来将书呈与族长者，拆书观之曰：“千里捎信为一墙，再让一墙有何方，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主动退出一墙施工，修庙者见路氏不仗权势，而以义让出一墙，故而形成了一条胡同，名曰：“仁义胡同”。至孝王玙，尝为定州司训，恨己不能侍亲，便请画工写亲舍力，朝夕凝望。友人薛文清见之，乃于绘画上提额云：先生累业居邹鲁，礼乐诗书绍先祖，夫子遗风饱己闻，杏坛遗迹频经睹，一自宾心上玉京，便拜除书绾绿组，官在定州千里余，回首乡关路修阻，为因甘旨缺晨昏，故遗良工写乡土，淡蔼初分岭上村，转烟乍点天过柳。先生乃是纯孝人，思亲对次融心神。锦衣有日遂荣养，寿殇更祝如大椿。视图如事亲，敬图如敬亲，后将此图作家珍传于子孙。如上孝义者，数不胜数，故汶邑以孝义之乡著世。

    夫孔子宰中都，政暇之余讲习之所孔堂，对后世，特别是汶上的教育影响至深，两千余年源远流长，蔚然成风。其宰中都“养生送死之节”的治世之道，其思想影响，其流风余韵，可谓过化存神，虽百世而未斩，千秋而不朽，实汶上之荣光与骄傲。而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在教育、思想政治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且这一财富已不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矣，她已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正如西方人所说：“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倍加珍爱这座伟大的思想宝库，努力汲取并发扬之、光大之，为建设安定和谐的小康社会服务！奉劝莅鲁拜吓孔庙、孔府、孔林的人们，不妨取道古中都汶上一观。